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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珍——首位赴非洲女大使
2010-07-07 22:57:07 来源: 作者: 【 】 浏览:8331次 评论:0

赵宝珍(右三)

【赵宝珍】 1961年天津女一中高中毕业. 首位赴非洲女大使。曾先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驻多哥大使馆政务参赞,驻扎伊尔(现为民主刚果)大使馆政务参赞,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兼驻科摩罗大使),驻科特迪瓦大使等职务.

以下内容引自《大地》 2000.11期 总第107期:

“伉俪大使”之二 李培宜、赵宝珍:一生与非洲结缘


    文  宗道一

    举止文雅、为人敦厚的前驻多哥、扎伊尔大使李培宜先生是一个“老北京”。笔者1994年仲夏在其寓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那副斯文的书生模样。
    祖籍河北通县的李培宜1935年生于石家庄。那时出身没落地主家庭的父亲与叔伯失和,故而从通县出来,满怀希望投奔石家庄的舅父,不意受到冷遇。深受刺激的年轻父亲后来经常告诫年幼的独子李培宜要好好读书,为父母争气。
    在石家庄度过童年的前半部分的李培宜于1939年随父母来到北平,从此在这古老的城市生根落脚,再也没有搬移迁徙。那一年李培宜刚满4岁。
    李培宜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尽管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但清贫的家境无法给这株“独苗”提供更多和煦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更兼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人民生灵涂炭,如哀鸿般痛苦呻吟。留在童年记忆里的除了辛酸就是耻辱。
    在虎坊桥米市胡同长大的李培宜的启蒙教育开始于文化小学,后来转到国立梁家园小学。懂事后的李培宜看惯了著名作家老舍笔下“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胡同风景线。他最难忘的就是满街拉洋车的“骆驼祥子”,书包里又冷又硬的窝窝头,还有脚上那双抹了桐油的布鞋。北平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多半雨雪霏霏。为了防止雨水的渗透,慈母总是在鞋子的底部还有鞋面涂上一层薄薄的桐油。春去春来,年复一年,李培宜就这样穿着自制的“防雨鞋”,艰难地在泥泞的小路上行走。留在他幼年心灵中唯一幸福的回忆便是邻居那架破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孙敬修先生讲述的儿童故事。
    1953年的夏天对于李培宜的一生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他被选送报考北京外国语学校(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高二就加入共青团的李培宜品学兼优,他顺理成章地获得推荐——与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外交部驻香港副特派员赵稷华等一起跨进北京外国语学校大门。
    1957年夏,李培宜来到外交部西欧非洲司。那时,被誉为“中国基辛格”的著名外交家宦乡司长去了伦敦,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的黄华继任司长。李培宜就在欧非司一处(埃及处)迈出了38年外交历程的第一步,“顶头上司”就是后来出使金边、努瓦克肖特的孙浩先生。1个月后,李培宜就来到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作为中国推进非洲外交的“桥头堡’——以著名外交家陈家康(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为馆长的开罗中国大使馆端的是人才荟萃之处。陈家康大使早年系周恩来在南方局时期的英文秘书兼译员,乃新中国外交界首屈一指的中东问题专家。其麾下有两员大将,分别出掌使馆办公室和调研室的政务参赞张越和林兆南。他们一个是北平军调部邯郸小组的中共代表;一个是军调部石家庄第12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陶希晋将军的英语译员。初出茅庐的李培宜先后供职使馆调研室、办公室,前辈提携,获益匪浅。在开罗使馆度过的不寻常岁月令李培宜终身难以忘怀。那宁静清澈、碧波荡漾的尼罗河水,那饱经世事沧桑、传递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那沐浴在夕阳余晖里、充满诗意的苏曼帕夏广场,那仿佛时代回声的古老清真寺年复一年、凝重庄严的悠扬钟声……,如叠影般印在年轻的李培宜的记忆里。
    多年的外交实践,耳濡目染,李培宜养成了一种谨严认真的工作作风。他亲眼看到久染病榻的周恩来总理戴着老花眼镜披阅文件那种专注的神态,那种数十年一以贯之的一丝不苟。一次病中的总理问及突尼斯外长。在西亚北非司主管北非事务的李培宜坐在后排,没听清楚。总理立即让李培宜到前面回答。幸好没有更多的难题,惴惴不安地走到总理跟前的李培宜总算过了关。“如果再问些别的,我也许就不一定挡得住了……。
    不可多得的机遇使得李培宜很快脱颖而出。8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界开始选拔相对年轻的外交官出任驻外大使,以期改变大使年龄老化的现象。1985年仲秋,李培宜束装就道,走马几内亚湾的海滨城市洛美。这真是千里来寻故地。20年前作为最早到达荷美(现名贝宁)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他首途科托努。洛美与科托努两城仅距100公里。4年后,李培宜结束了第四任驻多哥大使的任期,转赴金沙萨。就在李培宜卸任归来就任外交部国外工作部部长之际,与他20年朝夕相处的夫人赵宝珍女士被任命为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兼驻科摩罗大使。于是,中国外交界有了第二对“伉俪大使”。自1979年飞雪迎春之际丁雪松出使海牙以来所任命的23位巾帼大使的行列中,最年轻的赵宝珍排在第15位。她是继张联之后,第二位“一身二任”的女大使。也是踏上炎热非洲大地的第一位中国女大使。
    出身干部家庭的赵宝珍大使自小在天津长大。她有一个令自己骄傲的好爸爸。这位擅长杂文的前天津市文化局局长赵达先生抗战时期即投身革命,并在《晋察冀日报》工作多年。当时,这家晋察冀边区机关报的“老总”就是“文革”初期因《燕山夜话》 、《三家村扎记》 而罹难的著名报人、学者邓拓先生。
    赵达随解放大军入津门后一度供职于天津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孩提时代赵宝珍随父母从家乡迁来天津市。从法语译员起步涉身中国外交界的赵宝珍离开生养之地来到天津卫时还只有五六岁。她在海河之畔度过了整个难忘的少女时代。
    50年代后期,赵宝珍进入享誉燕赵的天津女一中(其前身即为颇负盛名的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现海河中学)就读。彼时地处上海道的天津女一中数十年桃李天下,人才辈出,端的是名流集萃、星汉灿烂。诸如女歌唱家郭淑珍等知名人士即毕业于此校。赵宝珍在这所干部寄宿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其日后的事业铺上了最初的基石。
    1961年初夏,豆蔻年华的赵宝珍面临着一番人生抉择。读数理化还是读外交专业?在一个繁星闪烁的静谧夜晚,赵达郑重其事地把女儿叫到跟前,他说:“爸爸希望你能报考提前招生的外交学院……”应该说,赵宝珍在童年时代就已有过比较正规的外语启蒙和教育,这种氛围和熏陶一直留在她过去的记忆里。更主要的,赵宝珍一向非常敬佩爸爸,于是,她毅然地割断了对数理化的依恋与钟情。
    外交学院招生考两门:俄语和汉语。赵宝珍驾轻就熟。实际上用不着等待发榜揭晓的那天,她已胜券稳操。秋天刚刚来临的时候,赵宝珍收到来自北京的外交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是被录取的两位天津考生中的一名。
    赵宝珍被分配在外交学院二部(法语)。赵达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没有告诉女儿----法语难学啊。对法语连字母都一无所知的赵宝珍蒙在鼓里。到了北京后,赵达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女儿。他耐心地做赵宝珍的思想工作:“外交文件常用法文”。赵达是那样温和,“法文读起来动听悦耳,很有音乐美,语法十分严谨……”脸上泛起笑意的赵达俨然一位法语专家。一向崇敬父亲的女儿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报了到。
    差不多和赵宝珍同时跨进阜外大街展览路外交学院美丽校园的法语本科班莘莘学子后来都在各自舞台上独挡一面。如今,在这55名同窗学友中,只有赵宝珍出任特命全权大使!
    不错,赵宝珍的好学勤奋在同学中显得非常突出。回首30余年漫漫人生往事,赵宝珍感慨地说:“这得益于当时兼任学院院长的陈毅外交部长的教诲。”那是1962年的夏天。
    那年5月8日,陈毅院长在百忙之中来到外交学院。“学生不好好学习,成绩不好是在浪费国家的公粮。同学们在学校学习要少看电影少看戏,要像达摩祖师那样面壁3年!”“要把外语学好。搞外交的,要同外国人打交道,你外语学得不好怎么能同外国人交往呢?”陈毅说。
    赵宝珍果然象达摩祖师那样“面壁三年”。她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大学的全部课程,提前毕业分配。外交部已安排新报到的学生去巴黎中国使馆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法语。
    当时,中、法两国政府刚刚在一年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赵宝珍是新中国最早派往法国学习语言的年轻学生。第一次出国门的赵宝珍就这样在巴黎近郊诺伊市高级住宅区一幢漂亮的3层小洋楼里开始了自己半脱产、半业余的学习员生涯。
    资深的将军外交家黄镇送给赵宝珍 的“见面礼”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小考试。黄大使让自己的翻译蔡方柏担任主考。他们让赵宝珍等人翻译一段巴黎电话里的“1分钟新闻”。一拿起话筒,赵宝珍的所有良好感觉顿时无影无踪。一方面对新闻的内容并不熟悉了解,另一方面——这是最主要的,电话说得那样快,简直象是“爆黄豆”,完全不像昔日课堂里教授们那种悠哉游哉、抑扬顿挫的韵味。一分钟下来,赵宝珍的额头冒汗了,竟然没有听懂几个词。“年轻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新的环境不一定适应……”黄镇大使开了腔,“你们要好好学习!” “绝对不能认输”,赵宝珍在心里对自己说。赵宝珍买了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这可是非常“奢侈”、时髦的舶来品,整日地收听法文广播,走到哪听到哪。她很快适应了巴黎人那刀切般的语速。
    国内“文革”风暴骤然而起,赵宝珍一度去了汕头牛田洋。差不多同时,如今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外交官如李肇星、陈健等人也成了赵宝珍的战友。
    1970年初从牛田洋重返北京后,赵宝珍先后在法文处徐维勤(前西欧司副司长,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罗旭(前非洲司副司长)帐下扎扎实实地干了6年。
    1975年深秋,赵宝珍偕同夫君李培宜来到了赤日炎炎的刚果河畔扎伊尔。
    4载春秋倏忽过去,赵宝珍和李培宜又回到了睽违已久的北京。
    1985年5月初,杨桂荣作为当时最年轻的驻外大使出使马达加斯加。对赵宝珍而言,这是一个很好机遇——她擢升为翻译室副主任,同时兼任法文处处长。那一年,赵宝珍刚好32岁。
    半年后,赵宝珍随李培宜再度踏上茫茫非洲路。嗣后,在长达8年的驻外岁月里,无论在多哥的洛美,还是在扎伊尔的金沙萨,赵宝珍总是“夫唱妇随”,绿叶扶红花,在配角的位置上,悉心辅佐李培宜大使。
    1996年6月赵宝珍大使被免去兼任的驻科摩罗大使的职务,专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99年3月12日,再度被派为驻科特迪瓦大使。
    1995年仲夏,笔者曾专程造访李培宜大使寓邸,回国休假的赵宝珍大使平静地说:“作为女外交官,在处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总是要作出牺牲。”“过去是助手,一切有大使顶着。现在则站在前台,‘首当其冲’。”女同志当大使虽然担子重, 也有优势。”赵大使望着坐在一旁的夫君笑着说:“比如考虑问题在不少方面比男同志心细,对外活动无论是形式还是领域都更丰富、更广泛。马达加斯加国总理对我说:“你很有你的风格……”说到这里,李培宜大使的脸上也泛起由衷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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